2021城市竞争力榜单来了：“东降中升”，合肥、南昌领跑中部城市群
华夏时报（www.chinatimes.net.cn）记者 徐芸茜 见习记者 张琪 北京报道
城市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，力榜城市经济同样也是单合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2021年中国城市经济竞争力格局发生了什么样的肥南变化？
11月2日，《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.19：超大、特大城市：健康基准与理想标杆》（下称“报告”）在北京发布，报告对中国291个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价研究发现。
报告显示，2021年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前十城市依次为：上海、深圳、香港、北京、广州、苏州、台北、南京、武汉、无锡；2021年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中，上海超越了香港、深圳，居综合经济竞争力第一。
从报告中可见，2021年，头部城市排名基本稳定，区域中心城市仍引领全国；总体来看，“南高北低、南升北降”趋势持续，但“东降中升”的趋势开始出现；从层级来看，二线城市内部差异较少，竞争激烈；从城市群看，中部的合肥城市群、南昌城市群上升幅度最大。
眼下，新的城市发展格局已经展开，新的城市发展趋势和城市发展角度成为了关注重点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博士徐海东对《华夏时报》记者表示：“‘东降中升’开始出现，特别是中部城市群上升的幅度较大，中部城市正在崛起。”
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、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表示：“并不是光有人口就有竞争力，而是需要更多分项指标和维度。”
上海居榜首，中部城市群上升幅度大
在此次发布的报告中，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上海上升2名，超越了香港、深圳，居中国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第一。
报告指出，2021年，上海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和经济增量竞争力指数均为1.000，排名全国第一，但经济密度竞争力指数为0.756，较北京、深圳、香港、台北略有逊色。其中，从经济竞争力的5个解释性指标来看，营商硬环境和全球联系指标是上海经济竞争力的绝对优势，均居第一；其次是生活环境、营商软环境，分别居第二和第三；当地要素排名第二，仍有进一步提高空间。
综上，可明显看出上海城市的短板。深圳、上海、香港、北京是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城市。在具体分项指标上，上海、深圳、北京和香港的间接融资便利度和专利申请数指标位居前四位。而青年人才比例相对较低是上海当地要素竞争力的唯一短板。
除了上海位居榜首这一亮点引人注意，众多城市群的发展也有了很大的变化。
报告中指出，从城市群指数角度来看，长三角城市群的综合经济竞争力要显著高于其他城市群。与此同时，出现成熟城市群开始扩散、成长城市群稳步提升的现象，成熟城市群已经由聚集开始转向扩散。
具体转向扩散的表现为，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上海、苏州、杭州、南京等城市已经逐步引导周边城市提升，珠三角城市群的深圳、广州和东莞也是如此，这些中心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基本维持不变，而周边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大部分处于上升状态。
成长的城市群在稳步提升。报告中指出，合肥城市群、南昌城市群、中原城市群、武汉城市群的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均处于上升状态，其中，合肥、南昌城市群总体排名上升了6.75名和6名，远超其他成长城市群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合肥、南昌这类正处于上升状态的成长城市群均位于中部地区，这并非偶然。
徐海东对《华夏时报》记者表示：“‘东降中升’开始出现，特别是中部城市群上升的幅度较大。中部城市正在崛起。”在今年的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中，中部城市平均上升了2.25名，其中，有46个中部城市的排名处于上升状态，占所统计中部城市数中6成以上；而东部城市排名平均下降1.42名，有近半数东部城市出现排名下降。从城市群来看，中部成长的城市群，如合肥城市群、南昌城市群、中原城市群、武汉城市群的综合竞争力排名均处于上升状态，上升幅度较大，这些城市群排名分别上升6.75名、6名、4.07名、2.36名，特别是城市群的非中心城市的排名处于总体的上升状态。
“总体来看，‘南高北低、南升北降’趋势持续，但‘东降中升’的趋势开始出现。”徐海东表示。
城市发展需更多分项指标和维度
在大多数的认知中，人口或者人才多往往意味着一个城市的竞争力较强，但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、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并不这么认为。
姚景源在报告会上提到：“并不是光有人口就有竞争力，而是需要更多分项指标和维度。”在他看来，过去一些城市搞行政区划，做大城市就把一些市撤了，撤并后人口就上去了，经济总量也上去了，但从报告来看，报告分解为多项指标，比如可持续竞争力、经济活力、科技创新等，这些分项指标还是与新发展理念紧紧吻合在一起的，比如科技创新要成为第一动力，人才创新成为第一资源，绿色发展、协调共享等等。因此，对城市要形成一个概念，过去特大城市划分用人口规模，顶多再加一点经济总量，当下，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，就要实现更新发展内核。
而对于城市化的理解也应该与时俱进。姚景源表示，原来很多人对农民进城、城市化是有误解的，过去是计划思维，比如农民离乡进城，要先到四线城市再到三线城市，再到二线城市。然而现在，农民一脚就可以迈到超大、特大城市，因此导致三四线城市就出现了很多问题，比如房价等，这些都是有关联的。
所以，在姚景源看来，超大、特大城市能有一个健康的标准非常重要。“经济学+社会学+人的心理学，就是一个综合学科了。”姚景源指出，城市发展现在应当讲综合学科，用新的学科和理念来讲城市、大城市、超大城市的健康基准。
责任编辑：徐芸茜 主编：公培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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